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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洲国家,中日韩三国有很多共同点,但在精神气质上,特别是在国家观、人生观上存在明显差异。 可以说,他们是非常不同的。

例如,我们经常讨论为什么中国人永远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拼命拥抱西方文化? 又比如,为什么有国外学者认为,与韩国、日本相比,中国更注重个人道德,而“忠于国家、热爱国家”的“部落”精神却不是很强?

中国、日本、韩国都有儒家传统。 如果说孔子,大家都尊敬他,但是这三个社会都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传统。 这些不同的传统对民族精神和现代化有何影响?

今天博雅君就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中日韩都信奉儒家思想,为何国民性格差异如此之大?

文/陈来

(摘自《近代东亚儒学研究》,2018年3月)

儒家思想起源于中国,这是中国人的常识。 但一些韩国人认为儒家思想起源于韩国。 因为中国古籍中记载,周武王灭殷后,殷末大贵族箕子东渡高丽。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 季子的重要文献《洪范》,现收入《尚书》。 《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 因此,韩国人有时说儒学的发祥地在韩国,而不是在山东(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 季子虽然提出了一些思想,但并不是完整的儒家思想。 特别是今天看到的儒家思想的一些主要特征,在季子的书中并没有提出。 另外,箕子东渡的故事还需要历史学家进行一些真实的考证来解释。 所以说儒家思想起源于中国,应该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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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雕像

然而儒家思想却广泛传播到了东亚汉字文化圈。 因为以汉字为基础、以中国经典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了东亚邻国。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的地方传统和精神气质不同,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不同,从而产生了文化差异。 例如秦汉时期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其历史社会发展和文明水平都不及中国先进。 从地理上来说,日本是岛国,韩国是半岛国家。 地理条件与中国不同。 由于这些条件的不同,中、日、韩三国的儒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总体而言,不少学者认为,从理论形态上看,韩国儒学可能已经发展并集中在一些相对抽象的讨论上,主要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后期),尤其是韩国儒学讨论了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 与“四端”、“七情”一样,“四端”是人类的道德情感——仁、义、礼、智,“七情”是喜、怒、哀、喜、恶、欲。 韩国学者历史上对问题四和七进行过讨论。 因此,很多人认为韩国儒学可能更注重内在性、心理学或者更抽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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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韩国纸币的伟大学者

日本儒学相对发展外在的事物。 例如,日本江户的早期儒家学者海原增谦就比较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如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等外在事物。 此外,19世纪中叶,奥吉布·苏拉更加注重政治学的研究。 因此,一般认为,韩国学者更关注内部抽象的事物,而日本学者则更关注外部事物,要么是自然,要么是政治社会。

但我在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在中日韩社会与西方全面接触之前,三国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是什么? 精神的概念是一种文化。人类学的概念现在称为文化精神。 三国儒学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什么? 不光讲理论特色,更要讲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与民族、社会的关系更为直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精神气质叫做价值类型,也就是说一个文化中什么价值是最重要的? 比如一个社会最看重自由,这是一种价值特征。 另一种价值体系可能最看重平等。 。 这两个价值体系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也关注中日韩儒学结合当地历史文化传统发展后各自的精神气质特征和各自价值类型的表现。

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率先开展了亚洲比较文化特别是东亚儒学的比较研究。 其中一位是原东京大学教授沟口雄三,他是一位“左派”学者。 他是20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研究仍然值得关注。 由于他研究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而且是日本人,所以对中国思想和日本思想都很熟悉。 他在比较儒学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见解,我可以参考,给我们一些启示。 启发。

总之,今天讨论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德”思想。 “德”就是现在所说的“以德治国”的德。 “德”当然是道德、美德,“德”也可以是道德、美德的某一方面。 比如仁、义、礼、智,仁是一种道德美德。 我们常说这个人很“仁义”。 这句话中的“仁义”是个人的美德。 另外,仁义也是一种价值观。 价值在于它规定并体现了我们的理想。 例如,仁在现代中国表现为“大同”的理想,而不是个人的美德。

因此,如果从儒家“德”的美德和价值观来比较中、日、韩,是有差异的。 总体来说,中国儒学强调“仁”,韩国儒学强调“义”,日本儒学强调“忠”。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可以说中国非常重视“仁、恕”。 孔子对“恕”有明确的解释。 宽恕意味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里我再多说几句。 关于宗教和传统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的意义,自1989年以来出现了一种国际趋势,称为世界伦理运动。 针对欧洲当然还有中东冲突的出现,欧美一些神学家和宗教专家提出了“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的理念。 它认为一切冲突都与宗教有关,不仅与政治利益有关,而且与宗教背景有关。 比如伊斯兰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就有宗教关系。 科索沃和巴尔干地区也有宗教因素,比如穆斯林与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的关系。 因此,他们提出“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的观点。 实现世界和平,除了政治外交斡旋外,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和宗教问题。 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召开了世界宗教会议。 世界各宗教的代表齐聚一堂,讨论在各宗教教义中寻找共识的问题。 这些共识主要不是关于信仰或上帝(因为有人信安拉,有人信基督),而主要是关于伦理。 最后,大家发现了几点,可以归结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概括为世界宗教的金科玉律,就是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

在世界各地各个宗教中寻找这句话的出处,我们发现最早与这句话有类似含义的可能是公元前七、八世纪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其次是孔子,还有孔子。说得最清楚明白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已成为世界各宗教所公认的最基本原则。

可以说,中国突出的是“宽容”。 如果用两个字来说,我们的中国就是“仁、恕”。 韩国强调“义”。 很多老戏曲,比如传统的京剧,都是讲节操的,就是保持一定的节操。 当然,它可以与政治或生活相关。 日本凸显“忠勇”。 这种差异体现了各自价值体系的差异。 也可以说反映了三个国家文化原则的差异。 也就是说,文化中可能有很多原则,但只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原则。

…(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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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做个结论吧。 如果把仁、义、礼、智、信五德视为儒家的代表价值观,在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家思想中普遍得到弘扬。 然而,由于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历史上形成的三个国家儒家的精神面貌不同,而且各个社会儒学的价值体系和主导原则也不同,这使得这三个国家不同。 儒家的精神气质显得不同。

中国儒家思想虽然也崇尚“义”,重视“忠”,但同时也提倡“仁、恕”的原则。 日本儒家思想虽然也讲“仁”、“义”,但比中国和韩国更凸显“忠”的价值。 韩国儒学虽然理论上十分重视仁、义、礼、智、信五常,但与士人祸患、外患侵略的历史相比,形成了更注重“义”的精神。 。 这些差异也体现在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

例如,中国儒家思想以“仁、恕”为原则,成为普世主义的价值原则,追求仁爱平等的价值。 因此,在现代,它对现代西方文明是半信任的。 因为有着两千多年的传统,所以总是很难接受西方舰船和火炮的实力。 因此,中国人对于沟口雄三所讲的生存竞争原理和丛林法则始终心存疑虑,也不会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 在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崇尚仁爱价值观的文化中,面对中西文明的冲突,中国人很难承认自己在“文明”上的落后。 这一切应该说决定了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拼命拥抱西方文化。 现代中国人一直对西方文明和思想抱有很多怀疑,但又无法战胜西方。 它很强大,必须向它学习。 在此过程中,现代化进程有所放缓。

由于日本凸显“忠”和“勇”的价值观,在接受现代文明方面受价值观的阻碍较小,对帝国主义没有根本性的抵抗。 因此,从价值上来说,日本接受西方所谓现代文明的有价值的障碍相对较少。 同时,由于日本文化凸显特殊主义的价值原则,即对主人特殊性的承诺,因此它胜过对普世价值的承诺,如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价值观。 这让日本终于收回了自己的代价。 成本。

充满“义、节”精神的韩国儒家思想可以说造就了现代韩国民族的主体性。 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 这不仅是近百年形成的,而且自古就有讲究“义节”的。 ”与“义”精神相关,因此“义”精神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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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看,可以说,“仁”包含着和谐的原则,“义”则突出了正义的原则,“忠”则体现着秩序的原则。 这些原则对于现代东亚社会的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日韩三国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应该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缺点,同时能够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发展优势。 取长补短将使各国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更加完善。 这也有利于中日韩三国相互了解,共建和谐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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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陈来,1952年出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朱子学会委员。 国际儒联主席、副主席,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