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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传统文化-探索国学的魅力与传统文化的传承 国学文化故事-传承千年的智慧与美德

传统文化与中国变革、改革、进步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反复提出的重大命题:这个命题在五四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被反复提出。 。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再次提出这个话题。 这次提及的特殊意义在于,这是第一次从正面角度提及。 以往每一次提及,都会引发对传统文化与改革关系的大规模解构。 而更深刻的怀疑,认为孔子应该为中国的落后和被打负责任,传统文化应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负责。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们甚至形成了一个更为普遍的认识,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落后的、僵化的、保守的,不能与时俱进的。 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绊脚石。

然而,这种被认为已经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走向不可避免的消亡。 它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新时代展现出无尽的生机。 如果说一度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只能算是处于儒家文化的边缘,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凭借强劲的发展势头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它在儒家文明的腹地实现了自己的崛起。 中国经济的腾飞不仅没有带来传统的消亡,反而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规模复兴。 中国从中国传统中脱颖而出,显然是对“儒家文化阻碍现代化进程”这一原有认识的巨大修正。 这一事实再次向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化为何能够长盛不衰?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这种活力如何进一步延续?

通变: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秘密

我相信,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性,来自于中华文化丰富的智慧,来自于这种文化能够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内在机制。 这就是《周易》提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长久”的命题。

众所周知,与中国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经过数千年的考验,唯有中华文明历历在目。 。 除了这三大文明古国之外,六千年来人类文明史上还存在过许多其他文明古国,如希腊克里特文明、美洲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文明也被埋葬在历史的沙堆里。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将人类六千年历史中出现的众多文明概括为26种文明形态,其中成熟文明有21种,流产文明有5种。 在这些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版图和基本连续性,并且延续至今,没有间断。

许多学者对上述许多文明中断和消失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和总结,最后将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人口激增、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外来入侵。国家和其他客观因素。 然而,所有这些中国也多次遇到过问题,而且中国遇到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比如,中国人口激增是世界公认的,外来入侵的严重程度也是世界罕见的。 中国的芜湖之乱、金人灭宋、建立蒙元帝国、满族入主中原,这些都是大家都熟悉的。 问题是,中华文明为何能够克服这些严峻挑战,甚至彻底同化外来侵略者,从而得以延续?

答案似乎还得从文明本身的特征中寻找。 汤因比的“挑战-响应”模型可以给我们启发。 汤因比认为,在一系列的挑战和挑战中,决定文明生命力的不是外部环境,即文明不是死于外来的、无法控制的“刺客”的攻击,而是文明本身的本质; 文明 文明的成长取决于文明内部的反思和创新能力。 汤因比认为,我们可以将文明中的这种内省和创造力称为“自决”。 一些文明虽然成功应对了某种外部挑战,从而形成了复杂、强大、有效的机制,但如果没有自决或自决不足,就必然变得僵化,必然面临下一个挑战。 地球会衰落直至死亡。 只有具有足够自决能力的文明,才有能力不断应对新的挑战,从而能够不断成长。 笔者认为,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秘诀就在于中华文化中蕴含的强大的自主性。 这就是儒家的随遇而安的智慧。

通变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 通变是指在保守、理解、融合传统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革、创新。 这种智慧不仅包括重视传统、融通古今,还要求不墨守成规、适时改变。 诸子百家都为转型智慧做出了贡献,其中儒家的贡献最为突出。 “智者乐水。” 水的特性是变化。 因此,在中国古代,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动态水被比喻为智慧。 当变的智慧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就会出现儒家所提倡和强调的“因变得失”。 儒家文明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安然渡过种种困难,从而不断充实更新,永葆青春,是一套以顺应智慧为核心的自我更新机制; 正是这种盈亏的生命力和冲动,使得儒家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推动而不是阻碍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变革。

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来自于不断的自我更新

在思想史领域,儒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长”的自我更新能力最为突出。 我们知道,儒家是以保存和传播古代文献经典为使命的一群人。 他们的第一自我期望是成为第一并等待别人。 作为承载道的经典,依靠儒家思想的人可以传于世。 儒家是众所周知的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是僵化的复古主义者。 事实上,因、变、损、利是儒家的根本原则和精神。 时代在不断变化。 如果你不改变,你就会死。 如果你不改革,你就会死。 变化会导致普遍化,而普遍化会持续很长时间。 从原始儒学到汉代儒家经典,再到宋明理学,再到鲁王心学,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改革变革的精神。 儒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儒学自我更新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就在于它随时都在不断变化,否则早就消亡了。

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是强调随机应变的典范。 孔子是殷商后裔,但在文化选择上,他说:“周朝是第二代,文学盛行!我是从周朝来的。” 其实,孔子被尊为圣人,受到儒家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被认为是一个能够认识和掌握历史规律的人,是孟子所说的“时圣”。 ” 孟子称赞伯益为圣人之清人,伊尹为圣人之指定者,刘下惠为圣人之和者。 然而,只有孔子才是三圣的师父,也只有三圣的师父才能成为“时代的圣人”。 所谓“时圣”,就是最恰当地把握历史机遇的人,也就是《易传·千卦·文言》中所说的“知进退之人”。能生存而不失节操,是圣人吗?”

儒家经典中最强调化的就是五经之首的《周易》。 《易经》就是《易经》,是对变化规律的总结。 这是专门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的经文。 “易”的三种含义——易、变、难,都是建立在认识和关注外部世界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的。 阴阳、刚柔、天地等都是中国古代创造的概念,用来描述和探索宇宙、自然、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变化规律。

许多儒家经典都充满了这种自我更新的意识。 例如,《诗经》赞誉“周虽旧国,而命新矣”。 美德。 人生谓之变。”《系辞下》强调“唯变才为宜”,《胜卦》《运辞》说“盈亏上下,顺时而行”,借用《尚书》礼乐》古语之变:“五帝异时不从; 不同时代的三王,互不遵循礼法。”这些都是儒家智慧变通的宝贵思想资源。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针对不同的历史情境,儒学以其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应对了不同时代的挑战。 其中,特别是在佛教盛行、“儒学衰弱,不可遏制”的情况下,成功应对了佛教的挑战。 后来又遇到了基督教的挑战。

当然,儒家思想除了变化之外,也有其不变的价值追求。 儒家不是没有原则,没有原则的变化也不是儒家。 归根结底,礼仪包括社会制度之所以要求因、变、损、利,正是为了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价值追求。 这种追求就是“仁”的实现。 从“仁者爱人”,到“人和物”,再到“仁一体”,儒家学者从未放弃过对“仁”的坚持和追求。 中国古代虽然朝代更迭,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线,是一个超越血缘和种族、将地域广阔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的政治实体。 其文化根源在于儒家文明追求王权、拒绝霸权。 这种基本价值追求的稳定性以及维持这种价值追求的具体仪式的不断变化。

总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变革的文化、一种柔性的文化、一种充满巨大张力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而不是保守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封闭的文化。 这种古而不旧的文化,不懈地追求“日日新、日日新、又新”,首先形成了先秦两汉诸子百家的大融合,而后接受佛教,吸纳为己有。其自身的有益元素。 它能否拥抱或应对当今更具挑战性的自由主义? 它将影响这种文化的生死。

变革的智慧与中华文化的未来选择

中国的传统智慧使中国在传统世界五千年来的发展和延续。 那么,这种传统智慧能否成功应对现代世界带来的严峻挑战呢? 这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894-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历史对中国文化、传统思想、儒家价值观提出的巨大问题。

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两个方面:自由主义和船炮力量。 前者以西式法治为代表,后者以科学技术为代表,即所谓“师夷之技以制夷”。 应该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学习、模仿和追赶,“师夷之技,制夷之术”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至少这不再是一个问题。 未来我们有可能超越、引领世界。 换句话说,积贫积弱的中国已经或正在被富强的中国所取代。 但自由主义带来的挑战尚未同时或不完全同时得到解决。 也就是说,我们俘获了“赛先生”,但能否战胜另一个“德先生”还有待时间或历史的检验,而这一检验的成败实际上将决定中华文化的存亡。

再次提出“贫穷导致变革,变革导致普遍化,普遍化导致长期发展”的问题,“不变则不能长久”。 许多伟大文明的兴衰都提供了教训。 佛教、基督教等都是我们在传统世界遇到的对手,而自由主义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遇到的对手,而这个对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例子作为其原则的成功案例。

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手,中国的传统智慧该怎么办? 通过对话吸收对手的力量,然后溶解对手,吃掉对手,实现自己的创造性转变,应该是永恒的法则。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张。

习总书记提出这两个主张后,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讨论如何实现或发展这一主张。 笔者在此大胆地提出了实现这两个命题的思路,敬请批评指正。

笔者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应该以社会化、科学化的方式对待和提炼,使这种文化、这种思想的精髓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从而使其更加有效。在治理国家方面。 治理具有直接指导意义,这是两项举措的初衷。

习总书记的两个创造命题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追求、人文理念能否直接指导现代国家治理? 换句话说,治理一个现代国家,是更多地依靠现代社会科学,还是主要依靠一些古老的人文思想和理念? 这需要我们仔细思考。 世事变了,治国之道怎能不变?

现代经济学知识、政治学知识、管理知识、法律知识应该成为当前治理的基础资源和主要政策支撑。 想要解决养老问题,必须依靠现代人口学提供的分析和思路。 否则,光说“老老老老,年轻年轻”是没有用的。 问题是怎么做、怎么操作、怎么实现? 而这一刻也离不开现代社会科学知识。

儒家思想在近代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型? 基本路径不外乎两条,一是宗教信仰,二是社会科学。 我认为,现代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具体举措必须依靠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的人文理念。 儒教很难成为宗教,因为世俗化是世界趋势!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典时代早已过去。 儒家思想必须经过社会科学的提炼,进入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才能更好地被现代人理解和接受。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多次回归古希腊源头吸收智慧。 尤其是14世纪至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给欧洲带来了科学和艺术,结束了欧洲中世纪。 但回归古希腊文明的源头并不是将古希腊原样复活,而是回归源头吸收活力,进行创造性改造。 这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之作。 在今天的西方,没有人会继续用一本柏拉图的《乌托邦》来治理国家。 今天,当然,在对儒家社会进行科学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回归本源,吸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推动中国文化在更高阶段的发展。 事实上,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提炼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当代学者中,刘孝感先生关注的是心理学对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在今年的题为《孟子的两个定向解读——关于性善论的认识问题》的讲座中,他运用现代儿童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新发现,剖析了孟子“性善论”的内涵和内容。自然”。 其含义被赋予了符合现代人理解的新解释,也谈到了现代人应该如何面对善性论。 这比之前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贝尔·丹宁的“精英管理”理念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精英政治”经过现代政治学的提炼,已经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概念。 这些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儒家“礼”能否通过现代政治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呢? 儒家的“仁”经过现代伦理的洗礼能否成为范畴之一? 儒家“法”能为当今法学提供怎样的借鉴? 儒家的“义”和“利”对于今天的经济学还有什么启示吗? 这些都是有待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

可见,一门社会科学对传统人文观念、人文思想、人文命题、人文追求的加工和提炼过程,实际上是儒家与自由主义对话的过程。 因为现代社会科学背后的基本前提是自由主义,比如选票政治的精英政治主张。 因此,儒学要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就必须与当今世界的主流自由主义进行深入对话。

当然,对于儒学未来的生命力来说,比对话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创造一种以儒家原则为基础、克服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缺点、从而优于自由主义的东方伦理生活方式? ? 这尤其关系到儒家文化的生死存亡。 当然,儒家的顺应智慧能否在全球化时代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新路,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回顾儒家不断自我更新的历史,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本文是作者作为中央文学研究院于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在西安举办的主题为“中国智慧的当代启示”国学论坛特邀专家的主题演讲,历史与历史。 《文史哲》编辑部李梅副教授参与了本演讲稿的起草,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