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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风俗有哪些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儒家文化中的家庭观念如何影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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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儒家文化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两千多年的主导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但今天,人们发现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对儒家文化的继承程度远超中国。 人们不得不感叹“道若不善,便乘筏漂海”。

日本、韩国以儒家思想立国

公元13世纪,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并凭借金臂铁马迅速横扫中国。 金政权、南宋政权相继灭亡。 元朝皇帝忽必烈狂妄至极,于1268年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派使团前往日本,要求日本国王向元朝皇帝进贡。 日本痛惜中国的灭亡,仍以宋朝为正统,誓不向元朝皇帝进贡。 这激怒了元朝,两次出兵进攻日本。 结果,元朝舰队两次被海上风暴摧毁,损失惨重。 日本人从此将这种风称为“神风特攻队”,二战中的“神风特攻队”就来源于这个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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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宋朝仍然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对汉文化的研究直到宋代才结束。 他们认为,元朝以后实际上就没有真正的中国人了。 明朝被满清灭亡后,日本华人学者批评清朝的虚伪。 明治维新后最活跃的日本精英福泽谕吉、石原宽治看不起中国,认为正统儒学在中国早已灭亡,只有日本人才继承正统儒学。

我们都知道日本、韩国等国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重视程度还是让我们感到惊讶。 日本如此,韩国亦如此。

自从汉武帝开始用“建元”来纪年以来,中国皇帝的年号就成为封建帝王正统的象征。 然而,中国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并不是清朝长达61年的“康熙”,而是明朝的最后一个年号。 开国皇帝朱由检年号“崇祯”。 虽然“崇祯”年号在中国只存在了17年,并随着明朝的灭亡而消失,但这个年号在朝鲜已经使用了265年! 原来,朝鲜李朝作为明朝的附庸国,在明朝被清朝灭亡后,仍坚持使用明年号。 直到清朝末年,仍有人用崇祯年号来标注年份,朝鲜民间始终存在着“反清”运动。 “恢复力量”组织。

早在中国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就随汉字一起传入朝鲜半岛。 中国在汉代逐渐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后,对朝鲜的影响就更大了。 公元372年,朝鲜高句丽王朝在中央设立“太学”,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专门教育王室贵族子弟。 这是儒学在朝鲜半岛正式传播的标志。 公元10世纪,高丽王朝实行科举考试,开设国子监,开展儒家教育。 14世纪兴起的朝鲜李氏王朝,更加崇尚儒学,下令全国乡村学校设立儒家教育,使儒家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主导了整个韩国社会。

儒家思想经朝鲜半岛东传日本。 在接受儒家思想之前,日本有数百个小国。 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 他们没有文字,信仰神道教,信奉万物有灵论,崇拜神灵和祖先。 公元三世纪(中国魏晋时期),朝鲜半岛百济国学者王仁带着《论语》等儒家书籍十卷到日本,专门向日本皇太子传授儒学。 。 这是日本接受儒家文化的开始。 公元七世纪,日本进行了完全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指导的“大维新”,成功的社会变革,建立了以中国政治制度为基础的官僚制度。 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日本古代思想的正统。

如果道不够好,我就乘木筏在大海里漂流。

在古代确实如此,但到了近代,日本、韩国则更加推崇儒家文化。 欧美学者曾对“儒家文化在东方国家的影响”进行过调查。 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是最符合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城市,而中国上海排名垫底。

韩国确实无愧于这些称号。 在韩国,全国农村学校内有200多座孔庙。 他们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在继承儒家思想、尊崇孔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的家庭利用寒暑假把孩子送到家乡的乡村学校,接受忠、孝、礼、义的传统教育,学习做人的道理。 农村学校的课本都是汉字。

韩国每年5月11日和9月28日定期举行春秋“祭孔”仪式。 全国200多所“乡村学校”也举办了仪式。 程序非常标准化并得到遵循。 中国周代的雅乐规范,保持了传统的古代礼制。 韩国人曾经帮助台湾恢复了孔子典礼,也帮助大陆恢复了曲阜孔庙,但台湾和大陆很难像韩国那样完整、规范、深入人心。 可以说,韩国是儒学最普及、普及的国家。 被西方学者称为“儒家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家国家”。

韩国如此,现代日本在弘扬儒家文化方面也同样慷慨。 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管理之父”涩泽英一就在日本各地立下《论​​语》,首创用《论语》指导管理,运用儒家思想方法来指导管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 受管理。 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连续数十年倒退,工厂几乎全部瘫痪。 在这场乱局中,儒家思想成为日本民族的重要思想支柱,支撑着人们勤奋努力,为战后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礼、忠、孝”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日本人基本上一辈子都在一家公司工作。 即使在同一个岗位工作多年没有晋升,他们也不会选择跳槽。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公司不仅仅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而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他们把青春和精力奉献给这个大家庭,而不仅仅是为了生计。 企业领导者作为长辈,对下属表现出友善和礼貌,实施多种形式的情感投资,让员工感受到公司的温暖。 有人把现代日本企业的儒家文化伦理形象地诠释为“论语加算盘”。

日本、韩国都将儒家文化融入了国民性格,但在儒学发源地中国,儒学这个“封建古董”似​​乎已经被扔到角落里收尘了。 孔子曾说过:“道不善,将乘木筏浮于海”。 如今的现状确实如此,实在令人感动!

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和韩国对于儒家文化的传承是不同的:韩国更重视“孝”的道德,而日本则更重视“忠”的道德。 我们来看看儒学是如何在这两个国家扎根并结合各自当地特色而发展壮大的。

韩国的孝文化

据历史学家考证,朝鲜27位国王中,有23位的谥号中带有“孝”字。 这些君王不但号召臣民要孝顺、行孝,而且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把孝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它是选人用人的根本保障和重要标准之一,自上而下的宣扬孝道自然会增加人们对孝道的关注和认可。 因此,直到现在,韩国的孝道宣传还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

在韩国,同伴之间、晚辈与长辈之间、主人与客人之间都有严格的礼仪。 韩语分为三种声调。 交谈时应根据对方的年龄、地位,选择恭敬、稍恭敬和不敬的语气。 仅仅说礼貌用语是不够的。 向客人表示感谢、道歉和问候时都需要鞠躬。 仅仅鞠躬是不够的,鞠躬的角度还必须根据对方的身份来确定。

韩国家庭成员遵循严格的尊重秩序。 一家之主是权威。 全家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不得违背。 子女结婚必须首先得到父母双方的同意。 日常生活中,孩子早上起床、饭后都要向父母问好; 当他们的父母旅行回来时,他们的孩子应该向他们打招呼。 据说,在韩国的餐桌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通常都坐在那儿,等待孩子们给他们上菜。 有些爷爷有饭后喝茶的习惯。 妈妈倒好茶后,也会让孩子双手捧茶,细心地给爷爷奉茶。

韩国政府还对公务员实行“孝假制度”。 公务员可以在父母或公公婆婆的生日那天请假,也可以为纪念祖先的去世而请假。 可见“孝文化”在韩国根深蒂固。

朝鲜对儒家“孝道”情有独钟,这与统治者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原本是朝鲜半岛社会思想的一个支流。 然而,进入统一的新罗时代(618-935)和高丽时代(918-1392)后,朝鲜半岛的统治者发现儒家思想的“孝道”可以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所以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朝鲜的主流。 例如,高丽王朝第六代成宗认为“治国之道在于治本,治本之道在于孝”、“忠臣求宗”。孝子有孝子,孝子必有忠臣。” 当时,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妻子对母亲不够孝顺,毅然决然与妻子离婚。 此举得到了成宗的称赞,这个普通公民也被树立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自此,高丽王朝历来重视孝道,重赏孝子。 郑梦居,高丽末年著名学者、儒家大师,19岁丧父三年,因孝行被封为宗室(贵族)。

到了李朝(1392-1910)时期,封建统治者确立了“拒佛弘儒”的政策,将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提升到了唯一正统思想的地位。 至此,儒家孝道已成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皆知的行为准则。 “孝道”在韩国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

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化对韩国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 韩国人开始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进行反思、审视和选择。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非常先进,值得学习。 但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忽视对老人的照顾,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背离了韩国几千年立国之本的孝道。 目的。 由此,韩国发起了一系列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强化韩国文化传统的文化再生运动。 因此,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韩国适应性地生存至今。

相比之下,我国近年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但也刺激了人们生活观、价值观的变化。 有些人只关心金钱,不关心奢华和慷慨,而传统美德、孝顺、忠诚、信任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子女对父母的传统礼节也几乎荡然无存。

日本的忠诚和勇敢文化

与韩国孝道文化不同,日本儒家并不强调“孝”,而是特别重视“忠”。 最能体现日本人忠诚的武士道精神就是武士道精神。 二战后期的神风特攻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顶峰。

二战末期,为了挽救战败的命运,日军组建了一支疯狂、自杀式的“神风特攻队”队伍。 那些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驾驶着满载炸弹的飞机撞上了美国军舰。 1945年4月至6月的冲绳岛战役期间,日本的自杀式袭击达到了顶峰。 一波又一波的飞机发动了数百次自杀式袭击,击沉或严重损坏了至少30艘美国军舰。 二战结束时,数千名日本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自杀,给美国太平洋舰队造成沉重打击。 这次绝望的自杀式袭击虽然没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但却给美国海军士兵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 许多美国海军士兵在日本空军飞行范围内执行任务时,都害怕日本的自杀式袭击。 。

武士道是日本本土的产物,但却吸收了儒家“忠”文化的精髓。 早期,日本分裂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 为了保护自己,诸侯国的统治者招募了一批职业军人,即所谓的“武士”作为自己的士兵。 武士职业道德的核心是对主人的绝对忠诚,将利益置于正义之上,将忠诚置于生命之上。

17世纪,日本武士道重要理论家山鹿茂之在系统总结武士精神时,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倡导“忠”、“武勇”等儒家伦理道德,并灌输给武士。 “忠于主”、“不计富贵”。 》的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框架的“武士道”。武士道的“道”取自孟子学说中的“道”。孟子“道者有道”的教诲世界,以道殉道; “天下无路,以身殉国”已成为日本武士的基本行为准则。

真正信仰武士道的武士从不害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当他们在战场上失败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举刀自焚。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输不起,也不是因为他们因失败而感到羞耻。 他们自杀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失去了生命。 你已经尽力了,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这个时候,你应该像樱花一样凋零,无怨无悔。 武士道的理想状态不是生存,而是死亡。 一辈子生活在乡村的武士不是好武士。 战死或自杀是理想的目的地。

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确立了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拥有神权并掌控政治权力的皇帝成为国家唯一的效忠对象。 相应地,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以“忠天爱国”为中心,报效国家就意味着忠于天皇。 “武士道”从武士阶级的精神信条扩展到全体公民的普遍道德。 武士道精神逐渐渗透到日本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中,并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名扬海外。

近代以来,日本在接受和学习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儒家文化,在政治制度上也不提倡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 相反,它强调儒家思想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培养对皇帝和皇帝的尊重。 对国家的忠诚,使日本民族有效地保留了集团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从而为日本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力量。

许多落后国家想学习西方现代化而不改变国家的专制政治制度,但最终都因政府官员的腐败而失败。 中国本身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经验。 这些教训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官员的腐败必须通过民主来解决。 然而,日本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个例外:即使在威权体制下,它也能保持政府的廉洁。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廉洁。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了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上。 当时日本政府的廉洁并不是来自于民主监督,而是来自于政府官员和武将之间克己奉公的武士精神。

虽然武士道催生了日本军国主义,并使许多亚洲国家陷入战争泥潭,但不言而喻,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是日本民族不断崛起的动力。

中国儒家精神的失落

公元1279年正月,蒙古大军横扫南宋大地。 南宋最后的残军与元军在广东新会衙门海域展开了持续二十多天的海战。 双方投入兵力超过50万,动用军舰2000多艘。 ,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 2月6日上午,衙门海域大风大雨。 元军发起总攻。 宋军浴血奋战至黄昏,终于大败。 南宋左丞相陆秀夫和他的小皇帝突围无望,便一棒一剑将妻子赶入海中,背起九岁的小皇帝赵兵背负重洋,漂洋过海,为国捐躯。 随行的十万余军民也投海殉国。 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投降。 多么英雄啊!

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经过此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落入外国人手中。 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被打破了。 汉族文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日本人至今仍认为唐宋时期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断崖山后无中国”。

尽管一百多年后汉族成功恢复了国家,但继承他们的明朝仍然深受蛮族的影响。 明朝历史开倒车,无视生命价值,屠杀名臣、官员、九彝族。 唐宋时期不再尊重生命的价值。 数百年后,明朝再次败在外国人手中。 汉族在经历多次血腥入侵和朝代更迭后,中华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断绝,勇敢老实的人民几乎被消灭殆尽。 汉族在遭受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自私保守。 1840年以后,当西方殖民者用坚固的船只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大多数汉人面对外来侵略精神麻木、听天由命。

于是,一批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采取了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批判。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他们已经发展到把伦理称为“食人伦理”。 “不仅要‘打倒孔家店’,就连汉字也要废除。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抛弃,不但没有让中国富强起来,反而让中国陷入了半个世纪的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然而,由于传统文化被彻底摧毁,这个社会的伦理智慧和精神价值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使得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市场社会,或者说社会关系被市场破坏了。 转型:大学市场化、人际关系市场化、家庭市场化,权力寻租、腐败渗透各个层面。

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日本、韩国也和中国一样遭遇了西方文化的洗礼。 然而,在这两个国家,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发生。 事实上,古老的儒家文化不但没有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反而成为了助推器。

面对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冲击,日韩用儒家“仁”理念引导人们关注社会规范,“和”理念促使人们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避免东西方文化体系的碰撞。 原有价值观念体系崩溃等负面后果,可以有效避免转型时期的社会变迁和剧烈动荡。

日本、韩国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包容性。 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可以吸收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并进行自我调整。 日本、韩国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因此,儒家思想并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我们不应该把自己转型的痛苦归咎于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 历史是不可分割的,现代性是传统的延续和超越。 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正义与美好。

路漫漫其修远兮,读书人不能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